米乐M6中国是茶的故乡，也是茶文化的发源地。随着18世纪中欧茶叶贸易的兴起，逐渐形成了一条南北通衢、横跨中西的茶叶贸易之路，这就是万里茶道。其兴盛于17世纪至20世纪，起源于武夷山、终点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，途经今天的中、蒙、俄三国，习总形象地将之喻为“世纪动脉”。其与享誉世界的古代丝绸之路，以及后来的“茶马古道”“海上丝绸之路”等，共同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。悠远二百年，绵延千万里。多少遗迹，见证了万里茶道的漫长与艰辛；多少故事，讲述着文化交融的绮丽与芬芳。
作为“感悟中华文化•畅游祖国北疆”系列活动之一的《大漠古道世纪风——万里茶道历史文化展览》于2022年7月22日起在乌兰察布市博物馆正式推出。
本期【与历史对话】节目对话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副馆长、文博研究馆员张涛，讲述万里茶道的文物故事。
万里茶道横跨亚欧，纵越二百余年，是丝绸之路在中国古代末期及近代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表现形式。该茶道起于福建武夷下梅村、湖南安化、湖北羊楼洞等，一直延伸至欧洲，沟通中蒙俄三国，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之路。本次展览陈列诸多珍贵文物及相关资料，包括晋商的账本、运货单及行业规定，行商路上留下的车辙照片，二人台及漫瀚调的戏曲服装和道具等等，为我们还原了百年前万里茶道的生动场景。
2019年3月22日，国家文物局发函，正式同意将“万里茶道”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。
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，而万里茶道的兴盛也见证了茶文化的发展。万里茶道起于中国福建，延伸至乃至欧洲，沿途兴起了多个港口和枢纽城市。
陆羽《茶经》记载:“茶之为饮，发乎神农氏”。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的饮茶习俗起源于巴蜀地区，而关于茶叶交易和饮茶习俗的记载则最早见于西汉时期。到唐代，茶已成为普及世间的饮品。宋辽金时期，中原和江南一带饮茶、斗茶之风盛行，嗜茶风习亦波及到北方地区，并催生了影响深远的奶茶。到了18世纪，就连西方的俄罗斯等国家也形成了饮茶的习俗。
万里茶道的主要源头是江西星村、福建下梅、赤石等地；湖南安化、江西、湖北羊楼洞芙蓉山等地也是茶叶贸易的主要区域。
清代前期，福建武夷山出产的红茶是茶叶出口品种当中最重要的一类。例如，荷兰东印度公司就在这里采购红茶销往欧洲。此后，英国商人也通过广州十三行在此进行茶叶采购。乾隆年间，最早来到武夷山贩茶的晋商常家，开始从下梅村采购茶叶销往中国西北地区及俄罗斯，下梅村从此成为万里茶道的起点。
安化黑茶因产自湖南省安化县而得名。茶叶经蒸、揉、烘干后，为便于运输，被捆成小圆柱形包装，因每支重约老秤100两，故称“百两茶”。同治年间，晋商“三和公”茶号在“百两茶”的基础上选用较好的原料，并增加重量，用棕与篾捆压成圆柱形，重约1000两，也称“千两茶”。
羊楼洞的“川”字牌茶，始自1791年山西祁县渠家开设的长盛川砖茶厂。“川”字得名于茶厂创始人渠同海，其字百川，为“川”字辈。咸丰末年,“帽盒茶”改制成“川字号茶砖”由此,开启了砖茶生产的历史，羊楼洞也以“中国青砖茶的故乡”而载入史册。
晋商从武夷山采购茶叶，经有着“万里茶道第一镇”的江西河口抵达湖南。其中以益阳码头最为有名，而武汉则是当时最大的茶叶集散地。此外，河南赊店、山西榆次、漠南的绥远等地也是茶道上的重镇。其中，尤以“陆路商埠”、“旱码头”而驰名中外的河北张家口最为著名。
明清时期，福建崇安周边各地的茶叶通过崇阳溪汇集到崇安县城（1989年改为武夷山市）。此外，梅溪的下梅村、崇阳溪的赤石村、九曲溪的星村皆因交通便利而先后兴盛起来。有“崇安担”之称的挑夫沿闽赣古驿道北行，或过分水关，或过桐木关，将茶叶运到江西铅山县河口镇。
铅山县河口镇地处江西省上饶市信江与铅山河交汇处，古称沙湾市，明初改称河口。该镇通过信江将闽江、瓯江、钱江三大水系与鄱阳湖、长江贯通，成为江西、福建、浙江、安徽四省的交通枢纽。清代康熙、乾隆年间，茶叶成为河口镇的大宗贸易商品。
汉口处于中国茶叶产区的中心地带，拥有两江交汇、九省通衢的优越地理位置，是来自两湖和武夷山的茶叶的关键转运站。“十里帆樯依市立，万家灯火彻宵明”便是当时汉口茶港的生动写照。1861年汉口开埠，外商得以进入内地收购、加工茶叶，汉口的茶叶出口贸易达到鼎盛。汉口茶港也因此被欧洲人称为“茶叶港”。
1899年3月4日刊载于英国《伦敦新闻画报》的武汉老照片，描绘了汉口江边的景色，脚夫将货物装到船上。
河南省社旗县的赊店古镇，是万里茶道的水运终点。赊店不仅是河南中西部及山陕地区与南方各省商品流通的重要枢纽，也是晋商茶叶贸易的重要转运通道。同治、光绪年间，汇聚该镇的行商坐贾有千余家，年经营额可达白银四五百万两。
山西榆次的常家是万里茶道上最著名的茶商之一。从明始，常家即定居于榆次车辋村。清康熙年间常家成为当地富户，并先后在大同、张家口、多伦诺尔等地设立商号，经营布匹、杂货，兼营茶叶。乾隆年间，常氏第八代常万达（北常）率家人赴恰克图经营对俄贸易，专营茶叶。北常总号大德玉设于张家口，并在恰克图设立四大分号：大升玉、大泉玉、大美玉、独慎玉。
张家口堡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清水河西岸，西靠赐儿山沟，地处中原通往草原地区的交通要道上。张家口堡是张家口市区最早的城堡，初建于明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是全国保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建筑城堡之一。现存城墙400余米，大小街巷21条，院落478处，建筑以平方四合院为主。堡内街区布局基本保持了历史原貌，保存完好的明、清及初期的建筑有北城台玉皇阁、文昌阁、关帝庙、西关清真寺及数十座钱庄、商号、洋行等。
从清初开始，参与到茶叶产、运、销的人数大概有30万至50万人。与此同时，在茶路沿线还相继出现了镖局、马队、驼帮、客栈、饭庄等为茶叶贸易服务的产业和机构。内蒙古境内大的茶道路线加起来就超出万里，小的更是不计其数，这些路线初步形成了目前内蒙古地区的交通路线图。许多城市都是由于茶道而兴起，成为当时重要的茶贸集散地和驼马转运地。
内蒙古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途径地，也是茶叶贸易的重要中转地和集散地，这条道路不但是商旅往来的交通干线，也是中原与草原之间经济贸易、文化交流与民间往来的重要渠道。以归化城为中心、包括包头、集宁、张家口、多伦、丰镇等当时重要的茶贸集散地和驼马转运地，都是因茶道而兴起的新型商业城镇。
张库大道是从张家口大境门外西沟出发至乌兰巴托（库伦），并延伸到俄罗斯恰克图的古商道。万里茶道在内蒙古境内的路线较长，沿途大多是人烟稀少的牧区和戈壁沙漠，全长约2200公里。在近两百年时间里，从张家口到库伦的商道逐渐形成，沿张库大道及其辐射的范围迅速崛起了张北、贝子庙、多伦、归化、二连、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等十几处商业城镇。
伊林驿站遗址位于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区东北9公里处，距中蒙边境4公里。位于张库大道的中间位置，为走茶道的商旅提供食宿休憩和补给换乘等服务的重要中转站。驿站初设于清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年），伊林在蒙语中有“、初始”的意思。
贝子庙位于内蒙古锡林浩特市，南距张家口400公里，西到归化（今呼和浩特）614公里，是茶叶贸易的重要集散点。其于乾隆八年（1743年）兴建，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年）赐名“崇善寺”，蒙古语名“班智达葛根庙”。因建在贝子旗，且主持建庙的是当地贝子巴拉吉道尔吉，故有此名。贝子庙建成后，不仅吸引了各地信徒，而且也成为各地客商经商的区域，并逐渐变为锡林郭勒盟北部最大的商贸活动集散点。
旅蒙商是指在大漠南北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特殊商人群体。他们把茶叶、瓷器和丝绸等产品从中原及南方等地源源不断地贩运到北方，然后再由驼队转运至西伯利亚以及欧洲腹地。著名的大盛魁商号就是彼时旅蒙商的代表。其经营范围“上至绸缎，下至葱蒜”，可谓无所不包。其分支机构还包括钱庄、票号，并涉及茶叶、粮油加工以及酿酒、制药等行业，营销范围遍及全国各地。
大盛魁商号是最著名的旅蒙商商号，初由山西的三个普通小贩开办，活动区域主要涵盖漠北喀尔喀四大部、乌里雅苏台、恰克图、漠南蒙古各盟旗、乌鲁木齐、伊犁、莫斯科等，拥有雄厚的资本。大盛魁总号最初设置于乌里雅苏台，随后迁至归化。鼎盛时期，大盛魁商号垄断了草原地区的全部市场，经该商号的积极经营，使内地物资与西北边陲物资得到了充分的交流。据时人估计，到1929年大盛魁停业时，其总资产约在3000—5000万两白银之间，常年营业额约在1000万两上下。
恰克图的蒙语意思是“有茶叶的地方”，汉名“买卖城”，南通库伦（今蒙古国乌兰巴托），北达上乌丁斯克（今俄罗斯乌兰乌德），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。清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，中俄《恰克图条约》规定，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，河北的旧市街划归，河南建立新的市镇——阿勒坦布拉格，作为中俄贸易地，汉名“买卖城”。买卖城由中国商人出资兴建，而俄方市场则由官方规划与建设。
万里茶道的开通，极大地促进了南北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往与交流，也带动了沿线地区商业贸易的发展与繁荣。大批城镇在它的影响下萌生、发育、成长，出现了诸如归化、包头、集宁、多伦诺尔等一批著名的塞外商埠。
归化城是清代草原地区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，位于今内蒙古的中部，是漠北、漠西、新疆地区与中原贸易的重要转运枢纽，清初即成为北方地区的重要互市之所。归化城内的商业构成以金融、批发、贩运以及皮毛加工、餐饮旅店等业为主。经由归化城输出、输入的商品以茶叶、布匹和杂货以及牲畜、皮毛、粮食等为大宗，主要由晋商经营。光绪初年，归化城每年的茶叶输出量为10万余箱，其中尤以砖茶居多。
作为归化城的右翼，包头是在万里茶道直接培育下迅速崛起的商城。从乾隆年间萨拉齐厅管辖之下的一个村庄，到光绪末年拥有工商户1100多家，每年进出口总额白银一千万两左右的西北商业重镇，包头的崛起见证了彼时北方商业的繁荣。到晚清至时期，这里已成为店铺林立，居民集中的著名商埠。
隆盛庄的出现和成长更是与万里茶道密切相关。到光绪年间，这里已发展成为商号门市鳞次栉比、仅挂有牌匾的商号就达3000余家的商贸重镇，人口也达到2万多。周边的牧民称这里为“隆兴浩特”，意为繁华的城市。
万里茶道既是一条商业贸易之路，也是一条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之路。这条路上，有茶文化的缕缕清香，有中原农耕文明的悠悠声韵，也有草原游牧文明的风情。它们在这条路上交融汇合，熠熠闪耀。
途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区域的万里茶道，不仅为近代以来中国北方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重要契机，也深深影响到了今天内蒙古、尤其是内蒙古中西部的社会与文化习俗。例如，传统庙会上的民间社火、秧歌演艺；节庆吉日中的晋剧、二人台、漫瀚调等戏曲表演等，都体现出晋、蒙两地各民族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发展。
草原地区的晋商常年奔波于异乡，由此催生了口外艺术交流的形式——会馆与戏曲艺术的发展。“商路即戏路”的民间俗语、兴建会馆且多附有戏台的构造等，都可看做是戏曲文化艺术传播的缘由，一方面举办戏剧演出可以达到消解思乡愁苦、彰显商业实力的目的；另一方面也吸纳、传播了文化，如作为财神崇拜而出现的关公等。
流行于内蒙古及山西、陕西、河北三省北部地区的二人台，初名“打玩艺儿”，后来统称二人台。二人台主要是在蒙汉民歌和丝弦坐腔的基础上，吸收汉族民间舞蹈，创造出了一丑一旦、载歌载舞形式的表演唱。它是蒙汉各族人民在共同劳动、共同生活基础上，在思想文化和审美情趣上的沟通融合，在文化艺术上交流借鉴的结果。
清朝末年，随着大量汉族移民进入草原地区，逐渐形成了蒙汉杂居、农牧兼营的局面。同时也促使蒙汉各族人民之间在文化艺术、特别是民歌艺术的交流与融合，漫瀚调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，就是交流融合的结果并一直流传至今，深受各族人民的喜爱。
万里茶道自开辟以来,随着交易规模的不断增加，旅蒙商人在与俄罗斯开展贸易的同时，也与其他民族人民进行经济文化交往，其足迹可谓遍及整个蒙古高原及邻近地区。当时，茶叶不仅是对俄贸易的主要商品，而且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区，茶叶甚至还成为硬通货，这在中西交通史、贸易史等方面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
在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里，茶大致在宋时期就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饮品。但直到16世纪中叶，茶叶才为欧洲人所知。1689年，英国东印度公司首次直接由广州贩茶到利物浦，然后再转售欧洲各国及其北美殖民地。
圣彼得堡是万里茶道的茶叶消费中心，也是中国茶叶向欧洲扩散的窗口。今日遍及俄罗斯全境的饮茶风气，就是以它为中心逐渐扩散而形成的。随茶叶而来的中国装饰文化，至今在这座美丽的城市四处可见。
2015年起由福建省、江西省、湖南省、湖北省、河南省、山西省、河北省、内蒙古自治区八省区共同发起和推动万里茶道申遗工作。2019年3月万里茶道列入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》。万里茶道申遗工作已经列入我国十四五文化工作的重点。
清代以来的内蒙古很多城市多是因茶道的繁荣而兴起。一个多世纪以来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，将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生活习俗带到这里,共同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族文化的融合。例如，汉族供奉的关帝、财神、观音等在草原生根开花，成为蒙汉两族的共同信仰。而汉族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蒙古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信仰。
多伦山西会馆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多伦县旧城西南部。万里茶道的开通，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，也使得多伦诺尔成为以晋商为主的旅蒙商汇聚的“塞外商埠”和“南迎中华福，北接蒙古财，日进斗金，日出斗银”商贸集散地。晋商在此修建的山西会馆，是当时内蒙古地区唯一的外省会馆。
康熙二十九年（1691年），在多伦敕建庙“汇宗寺”。汇宗寺建成后，清廷首先命京城八大商号即行入驻多伦诺尔，并逐步在此形成了旅蒙商人团体汇聚的对外贸易为主的商业中心。
茶叶，这一中国发明的饮品原料，到了18世纪，逐渐成为起自中国南方，途经塞北、联通欧亚商业贸易的对象，再一次带动了中国和欧洲间的经济文化交流。我们知道，在中国史料记载中，茶与奶的结合至迟始自金元时期。而万里茶道的开通，无疑也促成了草原牧民“不可一日无茶”的生活习俗而影响深远。如今，在内蒙古地区，漫瀚调的高亢婉转、蒙古民歌的悠扬欢畅，仿佛让我们听到的是多元文化的回响，嗅到的是奶茶相融的芳香。《大漠古道世纪风——万里茶道历史文化展览》希望能够引发在回望万里茶道昔日辉煌的同时，去领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形成的真实路径与熠熠风采。